**《南京机场疫情追责：当"责任"成为击鼓传花的烫手山芋》

2021年7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爆发的德尔塔毒株疫情，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全国范围的防疫波澜，这场最终波及全国十余省份的疫情，不仅暴露了疫情防控的漏洞，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责任漂流"游戏——从机场保洁外包公司到省市领导，从民航系统到地方政府，责任在各方之间来回传递，却始终未能真正"落地"，这场追责看似严厉,实则折射出中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深层结构性困境。

疫情爆发：责任链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南京禄口机场的防疫漏洞如同一部荒诞剧的序幕，国际国内航班保洁工作混岗操作，保洁人员居住条件不符合防疫要求，核酸检测频率未达标准……这些显而易见的失误最终导致了病毒突破防线，公开信息显示，承担机场保洁工作的是一家名为"某某物业"的外包公司，这家注册资金仅200万元的企业,却承担着年旅客吞吐量超3000万人次的国际机场保洁重任。

当舆论开始质疑时，责任漂流游戏正式开场，外包公司声称"完全按照机场方要求执行"，机场方面表示"已尽到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强调"机场属于民航系统垂直管理"，这种相互推诿的姿态，让人想起儿童游戏中的"烫手山芋"——每个人都急于将责任传递给下一位,唯恐在自己手中停留太久。

问责风暴：政治仪式下的责任分配困境

随着疫情扩散，问责机制终于启动，2021年8月，江苏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受到政务记过处分，南京市卫健委主任方中友被免职，东部机场集团党委书记冯军、总经理徐勇被立案审查，表面看，这是一次雷厉风行的问责；深层看,却暴露了责任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被问责官员层级与疫情影响范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南京疫情最终波及全国十余省份，而问责止步于市级领导和机场管理层，更值得玩味的是，东部机场集团作为省属企业，其人事任免权在省委，这种交叉管理反而为更高层级的责任规避提供了制度空间，中国行政管理中常见的"条块分割"现象，在此次问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垂直管理的民航系统与属地管理的南京市政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责任防火墙。

制度反思：超越个人问责的系统性修复

南京机场疫情追责的最大启示或许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无法根本解决系统脆弱性，当我们将目光从个别官员身上移开，会发现更深层的问题：机场作为重要口岸的防疫标准为何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外包模式在关键防疫岗位的应用边界在哪里？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协调机制为何在关键时刻失灵？

比较国内外类似案例颇具启发，2020年韩国"新天地"教会疫情爆发后，韩国政府不仅追究了教会责任，更推动了《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明确了宗教场所的防疫义务；新加坡在2021年樟宜机场疫情后，系统性改革了机场高风险岗位的管理模式，这些案例显示,有深度的问责应当推动制度进化而非止步于人事调整。

责任政治：从"找替罪羊"到"共同担责"

南京疫情追责暴露了中国公共治理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另一方面却难以建立清晰、合理的责任认定机制，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转型期中国治理体系的特征——高效执行与制度模糊并存。

健康的责任政治应当实现三个转变：从"事后找替罪羊"转向"事前明责权"，从"层级推诿"转向"协同担责"，从"政治表态"转向"制度修复"，具体到疫情防控，需要建立口岸防疫的国家标准，明确外包服务的责任边界，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更重要的是——让问责回归其本原目的，不是平息舆论的权宜之计,而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经之路。

南京机场疫情追责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短板与潜能，当下一场危机来临时，我们能否走出"责任漂流"的怪圈，将取决于今天能从这场没有赢家的游戏中汲取多少智慧，毕竟，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责任不应是烫手山芋,而应是所有人共同托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