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记忆的双城记,长春与南昌的疫情时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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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2
2021年7月,南京禄口机场疫情爆发,这座历史名城被迫按下暂停键,当全市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时,一个特殊的群体却陷入了另一种焦虑——南京家长们发现,疫情期间所有线下补课机构被紧急叫停,他们的"教育战略储备"突然断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补课荒",撕开了中国家庭教育生态的一道口子,让我们得以窥见当代家长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集体困境与生存逻辑。
疫情下的教育断供:当补课成为"刚需"
南京某重点中学高二学生小林原本每周要参加数学、物理、英语三科校外辅导,每月补课费用占家庭支出的三分之一,疫情导致线下课程全部暂停后,林母王女士的焦虑与日俱增:"就像突然断了孩子的'精神粮食',看着别人家孩子在上网课,我们找不到好老师,感觉孩子要掉队了。"这种恐慌并非个案,在南京家长群中,"求推荐靠谱网课老师"成为那段时间的高频词。
数据显示,中国K12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已从2015年的2000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55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8%,在南京这样的教育强市,初中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比例高达83%,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补课已从"加分项"异化为"必选项",形成了独特的"剧场效应"——当前排观众站起来时,后排不得不站得更高,疫情期间的补课禁令,恰似突然抽走了家长们习惯依赖的"拐杖"。
禁令背后的教育异化:从辅助到依赖的病理分析
教育学者熊丙奇曾指出:"当补课成为主课,学校教育就沦为背景。"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在南京表现得尤为明显,重点中学的课堂进度往往按照"大多数学生已经在外学过"的假设推进,形成"校外反哺校内"的畸形生态,某南京名校数学教师坦言:"如果完全按课本讲,三分之二的学生会嫌太慢,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度,这又迫使剩下的学生去补课。"
这种异化过程犹如温水煮青蛙,最初,补课只是针对薄弱环节的查漏补缺;继而发展为"抢跑式"预习;最终演变为对校外教育的系统性依赖,心理学上的"损失厌恶效应"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家长宁愿付出巨额补课费也不愿承担孩子"可能落后"的风险,尽管这种风险往往被夸大,疫情期间的补课真空,将这种依赖症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地下补课市场的野蛮生长:监管与需求的猫鼠游戏
当正规机构停摆,南京的补课经济转入地下,别墅区里的"精品小班",居民楼中的"一对一辅导",甚至郊外农家乐里的"封闭集训"应运而生,这些"游击式"补课收费往往比平时高出30%-50%,却依然供不应求,一位组织者透露:"我们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家长接送孩子要绕好几圈,付款都用现金。"
这种现象折射出监管困境,2021年9月实施的"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但市场需求并未消失,只是转入更隐蔽、成本更高的形态,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此显现——政策压制正规供给,反而刺激了灰色市场繁荣,疫情期间,这种矛盾被放大到极致。
家长的囚徒困境:集体理性与个体选择的悖论
多数南京家长心知肚明补课泛滥的危害,却无法独自跳出这个怪圈,这正符合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当所有家长都选择减负,孩子们确实能获得更健康的成长环境;但只要有一部分家长继续加码,其他人就必须跟进,否则就会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
疫情期间,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李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道出心声:"我知道补课太多对孩子不好,但中考录取率就摆在那里,疫情期间看到家长群里有人偷偷组班,我能怎么办?"这种集体焦虑催生了各种"教育军备竞赛"的变异形态:有家长组团聘请大学生家教,有家庭合资购买线上课程账号共享,甚至出现"补课情报交换"的地下网络。
结构之困:评价体系单一化造就的生存策略
追根溯源,南京家长的补课依赖症是现行教育评价体系的必然产物,当"一分一操场"的中高考制度未变,当985/211学历依然是优质就业的硬通货,家长的"理性选择"只能是继续加码教育投入,疫情期间某重点高中的线上家长会上,班主任直言:"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学的时候,是讨论怎么学得更高效的时候。"这句话道破了基础教育已被异化为"升学锦标赛"的残酷现实。
这种结构性压力在南京尤为突出,作为拥有8所"双一流"高校的教育重镇,南京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值更高,而省内高考竞争又异常激烈,2021年江苏高考,物理类本科一批录取线为501分,高出邻省浙江30分,在这种环境下,家长的补课投入实际上是对未来社会分层的预防性投资。
破局之道:从教育公平到人才评价的多维变革
要真正解除家长的补课焦虑,需要系统性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指出:"当职业学校毕业生也能获得体面收入和社会尊重时,家长自然会减少教育焦虑。"这要求我们:
疫情期间,南京部分学校尝试了"线上答疑+个性化学案"的教学模式,意外获得了良好反馈,这提示我们:当学校教育能真正满足个性化需求时,家长对校外补课的依赖自然会降低。
南京疫情下的补课困境,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家庭教育的深层危机,在这个被升学压力扭曲的生态系统里,家长既是推手也是受害者,解这道题,不能只靠禁令围堵,更需要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疏导,当我们的社会能够真正认同"行行出状元",当不同成长路径都能通向尊严与幸福,家长们才能从补课的军备竞赛中解脱出来,重拾教育本该有的温度与从容。
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揭示的教育异化问题值得长久深思,南京家长们的补课焦虑,本质上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要化解这种恐慌,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成才立交桥,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速度与方向,这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更是全社会需要共同解答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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