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疫控中心网站/广东省疫情防控指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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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3
在这个被算法统治的时代,每一场疫情新闻发布会都是一次精心编排的数据芭蕾,当长春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准时出现在各大平台首页时,我们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通报数据、标准化的防控措施和程式化的专家解读,然而在这些光鲜的官方叙事背后,一个令人不安的"沉默螺旋"正在形成——那些无法被纳入统计口径的生活困境、那些不符合主流叙事的个体经验、那些被数据平均掉的人间悲欢,正在系统性地从公共讨论中消失,这不是长春独有的现象,却是观察中国抗疫叙事最生动的样本。
长春疫情新闻发布会遵循着与其他城市相似的模板:新增病例数、风险区域调整、物资保障情况、下一步防控措施,这种高度标准化的信息发布模式,本质上是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压缩为可管理的数据点,社会学学者项飙所说的"技术官僚主义"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生活被简化为感染率、隔离人数和核酸检测覆盖率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个体命运的独特性就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一位在长春某封控小区独居的老人这样描述他的体验:"每天听着电视里的数字,我感觉自己就像其中一个零,存在但毫无意义。"
在新闻发布会的光鲜舞台背后,是无数未被讲述的故事,外卖骑手张师傅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连续工作16小时后电池耗尽,推着电动车步行5公里回家;癌症患者李女士的化疗因医院停诊被迫推迟,家人辗转多个部门才获得就医许可;经营小餐馆的王老板看着积压的食材默默流泪,他的损失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供应充足"的通报里,这些故事之所以难以进入官方叙事,不仅因为其"负面"色彩可能影响舆论导向,更因为它们挑战了将抗疫简化为技术问题的治理逻辑,当个体的痛苦体验与宏观政策目标产生张力时,前者往往成为必须被消音的杂音。
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提问环节常常呈现出令人深思的权力景观,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获得提问机会的媒体往往提前准备了"正确"的问题,而真正尖锐的质疑很少能够突破重围,这种无形的审查不仅来自官方的议程设置,也源于媒体行业的自我规训,一位当地媒体从业者私下坦言:"我们很清楚什么能问什么不能问,与其提出可能让领导为难的问题,不如问些安全但无关痛痒的细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的"真理政权"在此生动呈现——什么样的疫情知识被认可、什么样的声音被允许存在,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社交媒体时代,民间叙事正在通过各种缝隙突围,长春居民的抖音视频展示了超市货架的真实情况,与新闻发布会上的"物资充足"形成微妙对比;微博超话里患者家属分享的就医经历,揭示了政策执行中的种种梗阻;微信群里流传的志愿者手记,记录了官方通报从未提及的温暖与混乱,这些碎片化的民间叙事构成了平行于官方发布的"影子文本",虽然常因"敏感"而遭遇限流或删除,却形成了某种抵抗性的话语空间,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期待的"公共领域",或许正在这些被挤压的角落顽强生长。
新闻发布会的数据精确性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认知困境,当通报说"95%的居民需求得到满足"时,很少有人追问这数字如何得出、谁被统计在内、谁又被排除在外,统计学上的"幸存者偏差"在此表现得尤为明显——能够顺利拨通求助热线的人已被筛选为特定群体,而真正陷入困境的人可能连发声的渠道都没有,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所有社会问题都被转化为"需要更精准的数据管理"时,我们对苦难的感知能力正在急剧退化,波兰社会学家鲍曼警告的"道德盲视",正以科学防疫之名悄然蔓延。
打破这种叙事垄断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专业媒体应当超越简单的信息搬运,对官方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和深度解读;社区组织可以建立更细致的民情反馈机制,将基层声音系统性地纳入决策考量;文化工作者则能用艺术形式保存那些"不合格"的生活经验,在石家庄疫情期间,某民间团体发起的"疫情口述史"项目就成功收集了数百份未被官方记录的个人叙事,为历史留下了更立体的记忆,这些尝试虽然微小,却为突破单一叙事提供了可能。
长春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每一句话,都在参与塑造我们对这场危机的集体认知,当我们将目光从数据板移向数据背后的人,从宏观政策转向微观实践,从官方叙事关注到边缘声音时,或许能发现一个更为真实的长春抗疫图景,在追求"清零"的道路上,我们是否也在清零着社会的多元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值得每个关注长春疫情的人深思,毕竟,真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科学的数据,更需要容纳不同声音的智慧和勇气。
疫情终将过去,但如何讲述疫情却关乎我们构建怎样的未来,那些未能进入新闻发布会的故事,恰恰是检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在数字化治理高歌猛进的今天,保留对个体叙事的基本尊重,或许是我们避免沦为纯粹数据点最后的抵抗,长春的冬天终会结束,但关于如何记住这个冬天的叙事之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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