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机场疫情问责名单：谁是“责任人”？

根据江苏省和南京市纪委监委的通报,此次疫情中被处理的官员主要涉及机场管理、地方卫健系统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部门，以下是部分被处分的主要人员：

1. 冯军（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作为禄口机场的直接管理者，冯军被指在疫情防控中“工作不力”，未严格落实境外航班与国内航班分区管理，导致保洁人员交叉感染，他被免职并接受进一步调查。

2. 胡万进（南京市副市长）
   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胡万进因“疫情防控履职不到位”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离副市长岗位。

3. 严应骏（南京市江宁区区长）
   江宁区是此次疫情的核心区域，严应骏因“落实防控措施不严”被党内警告处分。

4. 方中友（南京市卫健委主任）
   因“疫情信息报告不及时，防控指导不力”被免职。

禄口机场多名中层管理人员也被追责,包括机场运行指挥中心、地勤服务公司等相关负责人。

问责逻辑：为何是这些人被处理？

从官方通报来看,此次问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1. 管理失职：禄口机场未严格执行“国际国内航班分开管理”的规定，导致境外输入病毒通过保洁人员传播至国内航班。
2. 反应迟缓：疫情初期，南京相关部门未能及时采取封控措施，导致病毒扩散至全国十余个省份。
3. 信息报送不力：卫健委系统在疫情初期未及时向上级报告，延误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应急响应。

这场问责风暴是否真正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答案可能并不乐观。

被忽视的深层问题：疫情防控体系的“系统性漏洞”

机场管理的“外包化”与监管缺失

禄口机场的疫情爆发,直接原因是保洁人员同时负责国际和国内航班的清洁工作，但更深层的问题是：

• 机场保洁业务被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而外包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未对员工进行严格的防疫培训。
• 机场管理层对外包业务的监管形同虚设,导致防疫措施流于形式。

地方与中央的“信息孤岛”现象

南京疫情初期,地方政府未及时向国家卫健委报告，导致病毒扩散后才引起全国重视，这反映出：

• 地方官员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心态，担心影响政绩。
• 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仍存在信息共享滞后的问题。

问责的“选择性”与“短期性”

此次问责主要集中在南京市和机场管理层,但更高层级的责任未被深究。

• 江苏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是否在早期督导不力？
• 国家民航局对机场防疫标准是否有监管疏漏？

问责往往以“撤职”“警告”结束，但缺乏制度性改革，类似问题在其他地区仍可能重演。

国际对比：为何中国的“精准防控”在此次失效？

中国在2020年武汉疫情后建立了“精准防控”体系，强调快速流调、局部封控，而非全面封锁，但南京疫情暴露了该模式的弱点：

1. 对Delta变种的反应滞后：Delta病毒传播速度远超预期，但南京初期仍按原有模式应对，导致封控过晚。
2. 基层执行漏洞：机场作为“国门”，本应是防控最严的地方，却因管理松懈成为破口。

相比之下,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机场防疫中采取更严格的闭环管理，如：

• 机场高风险岗位人员每日核酸检测。
• 国际航班保障人员集中居住,与社会面完全隔离。
  这些措施值得中国借鉴。

未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

1. 强化机场等重点场所的监管：

   • 禁止高风险岗位外包,或对外包公司实施更严格的防疫审计。
   • 建立“熔断机制”，对防疫不力的机场暂停国际航班。

2. 优化信息上报机制：

   建立独立于地方政府的疫情直报系统,避免信息被掩盖。

   

3. 推动问责制度化而非运动化：

   不满足于“处理几个人”，而应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明确各级责任。

南京疫情问责不应止于“人头落地”

此次南京机场疫情问责,表面上是对失职官员的惩戒，但更深层次反映的是中国疫情防控体系的脆弱环节，如果仅仅满足于处理几个官员，而不解决“外包监管缺失”“信息上报滞后”“问责短期化”等结构性问题，类似危机仍会重演，真正的防疫，不应只是“事后追责”，而应是“事前防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