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疫情死亡病例为何‘消失’在报道中？一位殡葬从业者的自述揭开沉默数据链"**

引言：当死亡成为“敏感词”

2022年初,奥密克戎席卷天津，这座北方经济重镇在“动态清零”与“精准防控”的夹缝中艰难平衡，官方通报中，死亡病例数字长期停留在个位数，但社区微信群流传的讣告、殡仪馆排队视频、急诊室崩溃的片段，却拼凑出另一幅图景。

一位要求匿名的天津某三甲医院护士透露：“高峰时一天转运十几具遗体，但死亡证明上的病因很少直接写新冠。”这种“统计口径的差异”，正是疫情死亡病例数据争议的核心。

本文将结合一线医护访谈、殡葬行业数据、民政档案交叉分析，试图还原天津疫情中那些未被充分讨论的死亡真相。

第一章 官方数据与民间感知的“温差”

1 通报中的“个位数死亡”从何而来？

根据天津市卫健委公开信息,2022年1月至12月，全市累计报告新冠死亡病例7例，均为“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这一数字显著低于同期其他超大城市（如上海报告588例）。

但南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项研究指出：天津疫情期间，全因死亡率（即所有原因的死亡总数）较往年同期上升23%，其中60岁以上人群超额死亡达37%，研究团队负责人表示：“这种异常波动很难用冬季慢性病高发完全解释。”

2 被“技术性排除”的死亡案例

一位参与死亡病例鉴定的医生透露,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只有病毒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的病例才会被计入新冠死亡，“如果患者死于心梗、脑出血或多器官衰竭，即使核酸检测阳性，通常也不会归类为新冠死亡”。

这种国际通行的统计方式,在天津表现得尤为严格，某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举例：“一位长期卧床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感染后因肺炎去世，但死亡证明上写的是‘神经系统疾病继发感染’。”

第二章 沉默的高危群体：养老院、独居老人与农村留守者

1 养老院的“信息黑洞”

2022年3月,天津某民营养老院发生聚集性感染，院内护工向媒体爆料：“两周内走了9位老人，家属接到通知时都说‘基础病恶化’。”由于养老机构不纳入医疗系统直报，这些死亡大多未出现在疫情统计中。

更严峻的是农村地区,静海区一位村医描述：“很多老人发烧后不敢去医院，怕被隔离，等送到卫生院时已经白肺了，他们甚至没做过核酸，死亡证明上自然不会有新冠。”

2 疫苗接种率背后的生死差距

截至2022年底,天津80岁以上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仅65%，远低于新加坡（95%）等国家，一位社区干部坦言：“有些子女担心副作用不让老人打疫苗，后来看到重症才后悔。”

第三章 医疗挤兑的连锁反应：那些间接死亡的代价

1 透析患者的生死72小时

天津市肿瘤医院附近一家小旅馆里,曾住满来自周边省份的癌症患者，2022年1月封控期间，多位患者因无法按时化疗病情恶化，一位河北患者的女儿哭诉：“我妈不是死于新冠，但如果没有封控，她本可以多活半年。”

2 急诊科的“至暗时刻”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医生回忆,疫情高峰时候诊时间超过8小时，“有老人坐在轮椅上等着等着就没了呼吸”，由于大部分资源投向发热门诊，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同比上升18%。

第四章 被低估的“长新冠”阴影

天津中医药大学一项追踪调查显示,约12%的康复者出现持续疲劳、认知障碍等症状，其中多位受访者因后遗症失业，一位45岁的出租车司机感染后患上心肌炎：“现在爬两层楼就喘，公司说我‘不符合驾驶要求’。”

第五章 我们该如何更诚实地面对死亡？

1 国际经验：纽约如何统计“超额死亡”

纽约市卫生局将“新冠相关死亡”分为三类：确诊死亡、疑似死亡和间接死亡（如医疗延误），2020年该市超额死亡中，24%未被计入官方新冠统计，这种透明化操作反而增强了公信力。

2 重建信任需要更精细的数据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坦言：“死亡病例统计需要兼顾科学性和社会情绪。”但公众的知情权不应被“维稳思维”牺牲，建议天津参考香港做法，定期发布分年龄、分疫苗状态的死亡分析。

每一个数字都是一生的故事

在河西区某公墓,一位失去双亲的女士在墓碑前放下两束菊花：“我爸有糖尿病，我妈有高血压，他们都没挺过那个冬天……我不在乎死亡证明怎么写，只想知道本可以多做些什么。”

当疫情褪去,比追问“死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厘清“哪些死亡本可避免”，天津的教训提醒我们：精准防控不仅要计算经济成本，更需听见生命最细微的呼救。

（全文共2187字）

数据来源与注释

1. 天津市卫健委2022年疫情通报
2.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3年第2期超额死亡研究
3. 纽约市卫生局COVID-19数据技术文档
4. 受访者信息已做脱敏处理,部分场景为保护信源采用复合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