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技版图上，天津是一座低调却不容忽视的城市，它没有北京的“中关村光环”，也不像上海那样被冠以“东方硅谷”的美誉，但这座以相声、煎饼果子和海河闻名的城市，却孕育了一大批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科技进程的院士，他们或许在清晨排队买煎饼时与你擦肩而过，或许在五大道的老洋房里伏案研究，又或许在滨海新区的实验室里突破人类认知的边界。
我们不谈那些千篇一律的“院士贡献列表”，而是走进天津院士们的另一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选择，以及这座城市如何以独特的“津味儿”滋养了这些顶尖大脑。
如果你在早晨7点的南开大学附近看到一位白发老者熟练地跟摊主说“果子要脆，酱多刷点”，别惊讶，那很可能是一位中科院院士，天津的院士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烟火气”，这种气质在其他一线城市的顶尖学者身上并不多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叶声华，我国激光测量技术的奠基人之一，至今仍保持着每天早晨去家门口摊煎饼的习惯，他曾笑言：“做实验和摊煎饼有个共同点——火候差一点，结果就全变了。”这种将高深理论与市井智慧结合的思维方式，或许正是天津院士群体的独特之处。
更耐人寻味的是，天津的院士群体中，有相当比例是“本土培养、本土成才”的典型，不同于北京、上海大量依赖引进人才，天津的院士许多都是“土生土长”——从天津的中小学读到大学，再进入科研机构，最终成为学科带头人，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颜华，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深耕眼科医学，最终带领团队在角膜病领域取得国际突破。
这种“在地性”让天津的院士群体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
在人才争夺白热化的今天，天津的院士们面临过无数次的“挖角”，北京某顶尖高校曾以三倍科研经费、解决子女入学为条件，试图挖走一位材料学领域的院士，得到的回复却是：“我在天津习惯了，这儿早上遛弯能碰到老同事，中午吃饭能讨论问题，这种氛围别处没有。”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的故事尤为典型，2020年疫情期间，他率领中医团队支援武汉，被媒体广泛报道，但少有人知道，早在2006年，就曾有南方某省以副省级待遇邀请他南下，他却选择留在天津，后来他在采访中透露：“天津的中医药文化底蕴是别处比不了的，在这我能静下心来做研究。”
天津对院士的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舒适区”——不是指学术上的懈怠，而是指这座城市提供的独特“科研生态”：
相声艺术里有句话叫“理不歪，笑不来”，这种“反向思维”模式在天津院士的研究中竟也有体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其林，在手性催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思路，就曾被同行评价为“像相声里的‘抖包袱’——看似不合常理，实则精妙绝伦”。
天津人特有的“幽默化解难题”的思维方式，在科研中表现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工业大学校长夏长亮的研究团队在高效能电机领域领先全球，其技术已应用于高铁、风电等多个领域，他曾在采访中提到：“我们做工程研究的，得像天津人做饭一样——知道咸淡分寸在哪。”
尽管天津院士群体特色鲜明，但挑战也不容忽视：
曙光已现，近年来，天津在滨海新区布局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如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正在吸引新一代科研人才聚集，2023年，天津推出“院士经济”计划，试图将院士资源与产业升级更深度绑定。
在天津的院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而和谐的统一：
或许，这正是天津的魅力所在——它不需要成为“中国的波士顿”或“东方剑桥”，它只需要做自己：让最顶尖的头脑，在煎饼果子的香气中，继续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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