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禄口疫情问责风暴,一场被遗忘的人祸与制度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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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16
2022年初,天津成为中国首个正面迎战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城市,在铺天盖地的疫情通报中,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治愈率等数据不断刷新,但有一个数字始终被小心翼翼地提及——死亡病例。
截至2023年,天津官方通报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量极少,甚至在某些阶段被标注为“零”,在“零死亡”或“个位数死亡”的官方叙事之外,这座城市的新冠逝者是否真的只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他们的离去,是否在天津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数据罗列,探讨天津新冠死亡病例背后的社会、家庭与个体故事,并思考:我们该如何记住这些逝去的生命?
根据天津市卫健委的公开通报,自2020年疫情暴发至2023年,天津累计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量较少,尤其是在奥密克戎流行阶段,官方多次强调“无死亡病例”或“极低病死率”。
公众对这一数据的感知却存在微妙的差异,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天津市民曾提及家中老人因感染新冠导致基础病恶化而去世,但这些案例并未被纳入“新冠死亡”统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新冠死亡应包括“直接由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以及“感染后因并发症加重的死亡”,但国内统计口径更倾向于前者。
这种差异使得天津的“低死亡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选择性呈现”,而真实的生命代价可能被低估。
2023年1月,天津某养老院一位90岁的老人因感染新冠后引发肺炎去世,家属在办理死亡证明时,医生在“直接死因”一栏填写了“肺部感染”,而非“新冠肺炎”,类似的情况在天津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出现,许多高龄逝者因未被纳入核酸检测统计,其死亡未被标记为“新冠相关”。
一位天津市民在微博上写道:“我父亲有糖尿病,感染新冠后血氧骤降,三天后走了,医生说死因是‘糖尿病并发症’,但如果没有新冠,他可能还能活几年。”类似的故事在慢性病患者家庭中并不罕见,但他们的死亡往往被归因于“原有疾病”,而非疫情。
2023年初,天津某殡仪馆工作人员透露,那段时间的火化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约30%,“很多家属说是老人‘感冒’后突然走的”,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死亡与新冠相关,但时间点的重合引发了公众的联想。
在“动态清零”阶段,低死亡率是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证明,天津作为直辖市,其疫情数据不仅影响本地防控策略,也可能对全国政策调整产生示范效应,统计口径的严格性可能导致部分死亡未被归类为新冠直接致死。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零死亡”或“极低死亡”的报道能缓解公众焦虑,增强抗疫信心,但这种叙事也可能让逝者家属感到孤独——他们的痛苦未被社会正式承认。
相较于欧美国家的高死亡率,中国一直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成果,天津作为重要城市,其数据会被拿来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对比,因此统计上的谨慎可以理解,但也可能掩盖部分现实。
公共卫生部门可以尝试更细致的死亡病例分类,例如区分“直接死于新冠”和“新冠加重原有疾病致死”,以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上海、武汉等城市曾有志愿者收集新冠逝者故事,天津也可以鼓励类似的民间记录,让每个逝去的生命不被遗忘。
对于因新冠失去亲人的家庭,心理援助和经济补助应更加到位,许多家属的悲痛因“非新冠死亡”的界定而无法得到官方层面的认可和支持。
天津的新冠死亡病例,无论数字多少,都代表一个个真实存在过的生命,他们可能是某人的父母、伴侣、朋友,他们的离去改变了无数家庭的故事。
在疫情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那些在抗疫三年中悄然离去的人?数据可以精简,但记忆不应简化。
记住他们,不仅是尊重逝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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