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长春市民的手机突然被一则通知惊醒——城市进入静态管理，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决定，却让无数长春人在社交媒体上争论不休："长春疫情到底从哪天开始？"有人翻出2月底的零星病例报告，有人追溯到春节前的输入性风险，还有人坚称真正的爆发始于某大型商超的聚集性感染，这场关于"起点"的全民大讨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集体记忆的构建远比客观事实复杂得多。

翻开长春市卫健委的官方通报，2022年2月28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这似乎是疫情"正式开始"的权威标记，但深入挖掘会发现，早在2月15日，疾控系统内部已监测到病毒传播的异常信号；而追溯流调显示，某些隐性传播链可能始于更早，这种官方叙事与实际情况的微妙差异，构成了集体记忆的第一个裂缝，我们习惯于将复杂事件简化为某个明确的时间点,但病毒传播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它从来不会配合人类的这种认知需求。

不同社会群体对疫情开端的记忆差异更为显著，一位在长春站工作的安检员向我描述，他记忆中的"起点"是3月2日突然升级的防控措施；而某高校辅导员则坚持认为疫情始于3月8日全校转为线上教学的那一天，出租车司机记得的是乘客突然减少的那几日，餐饮店主刻骨铭心的是接到暂停堂食通知的瞬间，这些碎片化的个人记忆，像棱镜般折射出疫情对社会各层面的差异化冲击，当我们在争论"从哪天开始"时,实际上是在争论谁的遭遇更值得被纳入集体记忆的主流叙事。

媒体在塑造这种集体记忆中扮演着矛盾角色，初期，某家本地媒体因"抢先报道"未获确认的病例遭到训诫，这一事件导致后续报道出现明显的自我审查倾向，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一段超市抢购视频可能获得比官方通报更高的传播量，一则来源不明的"内部消息"可能比专家解读更受追捧，这种信息生态导致公众对疫情开端的认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人们不再共享同一套事实基础,而是各自沉浸在自己选择的信息茧房中。

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对灾难事件的记忆存在特殊的处理机制，长春市民可能不记得疫情"第一天"的确切日期，但会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排队做核酸时的刺鼻消毒水味，记得第一次看到小区封闭时的恐慌感，记得手机里突然弹出的"静态管理"通知带来的震惊，这些感官记忆与情感印记，远比冷冰冰的日期更深刻地塑造着人们对疫情的认知，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是在记忆疫情本身,而是在记忆疫情带来的情感创伤。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长春疫情"起点"之争反映了现代社会对确定性的病态追求，在风险社会中，我们渴望为每个灾难标注明确的开始与结束，这种线性时间观给予我们掌控错觉，但新冠病毒恰恰打破了这种幻觉——它没有明确的起点，也不会真正"结束"，只是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形态，长春市民对"哪天开始"的执念,本质上是对前疫情时代确定性的乡愁式追忆。

疫情记忆的政治性同样不可忽视，对"起点"的界定直接影响着责任归属的评判——是输入性传播还是本地防控疏漏？是不可避免的全国性蔓延还是可以避免的地方性失误？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立场，会主动选择或强调不同的"起点"版本，这种记忆政治学在每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都会上演,成为权力与叙事博弈的隐秘战场。

解构这场关于"起点"的集体记忆之争，我们或许应该接纳一个反常识的认知：长春疫情没有明确的开端日期，它像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是无数偶然因素与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是量变到质变的连续谱而非某个突变点，这种认知虽然剥夺了我们简单归因的快感,却更接近复杂世界的真相。

站在后疫情时代回望，长春疫情从哪天开始"的争论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标本，它记录了特殊时期社会的认知焦虑，反映了信息时代的叙事争夺，也预示着未来面对类似危机时可能再现的记忆政治，或许有一天，当长春市民不再执着于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第一天",才是真正走出疫情阴影的标志。